百家樂21點怎嵬婀倬W:刘诗平读《三升斋随笔》|在敦煌和长安发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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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势头格外迅猛,其规模已超过传统工业且仍在不断增长,有效对冲了第一、二产业动力的不足,并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另外一辆货车被改成了房车,车内还装有液化气等易燃易爆物品,而中型客车则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可以说何老师跟北外是非常有渊源的。(甄翔)

刘诗平

2021-02-06 10: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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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与追念》《学理与学谊》《三升斋随笔》

《从学与追念》《学理与学谊》《三升斋随笔》

荣新江先生的新著《三升斋随笔》于2020年6月由凤凰出版社作为“凤凰枝文丛”出版,收录作者在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国中古史五个领域的文章三十一篇。
多年来,荣先生在这些领域勤耕不辍,成果丰硕。这部新著是荣先生构建中的学术大厦的一部分,从不同方向继续推进着他的整体研究,同时有着更多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的阐释。不仅如此,书中还呈现了一位学术领军者百炼成钢的点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的演进。因此,与荣先生出版的《学理与学谊》(中华书局,2018年6月)和《从学与追念》(中华书局,2020年9月)一样,这部著作既有学术史的意义,也有方法论的启迪。
一、起步与精进
三升斋的由来,荣先生在序中说:“上大学一、二年级时,听王利器先生来北京大学讲《汉书·食货志》,其中有‘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颇觉用以比拟治学,也十分合适,于是斗胆给自己起个斋号,名曰‘三升斋’。其实那时住在北大38楼202室,八人同窗,哪里有斋!我处上铺,只有一张床而已。不过这句话的后半,正是我着意所取,以此来鞭策自己。因为 78级中国史这个班,年龄差距在一轮以上,而所积累的知识,也有天壤之别,我只得暗下决心,以勤补拙。”
1978年,是高考恢复后许多大学和一些专业的首届招生。十多年来积淀的各路精英通过高考踏进大学校园,因此出现了“年龄差距在一轮以上”的同班同学。日后称雄史坛的李孝聪、邓小南、王小甫、阎步克等人,都与荣新江同班。本书第一篇文章《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提到的李孝聪先生,大荣先生十三岁。邓小南、王小甫和阎步克先生也分别大荣先生十岁、八岁和六岁。年龄相差一轮,积累的知识也有天壤之别,让从中学甫一毕业即跨入北大之门的荣新江“暗下决心,以勤补拙”,开始了学术的起步。
从那时起,勤勉治学成为荣先生人生的唯一道路与坚持。1979年,“敦煌文书研究”课程首次出现在了北大历史系课程表上,由王永兴和张广达两位先生讲授。此时,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王永兴、张广达等先生推动下,在历史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支持下,北大逐渐形成一个敦煌学研究的圈子。北大图书馆专门给了一间研究室,把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和英藏、法藏及北图藏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搬到研究室里供大家使用(138-143页)。当时英藏、法藏、北图藏敦煌文书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广为出版,只能用手摇的缩微胶卷阅读机阅览照片。荣先生参照《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前后摇了三遍,打下了敦煌研究的扎实基础。
1982年,北大中古史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文革”后北大研究敦煌学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现,荣先生在论集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在《从“手抄本”到彩版精装——中华书局与我的敦煌学之旅》中写道:“对于我这个78级的本科生来说,借着与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得以忝列其间,无比荣光。这是我平生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由此它把我规范到敦煌学、西域史的专业领域当中。”(138-143页)
1984年9月,按照合作培养研究生的计划,荣先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师从当时欧洲最富盛名的汉学家许理和教授。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紧张、最享受的一段读书生活。当做足了调查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准备后,1985年4-6月,他独自从荷兰出发,走访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单位,拜访剑桥大学贝利、汉堡大学恩默瑞克等名家,掀起了国际学术殿堂的一扇扇门扉,通过了欧洲汉学界的一场场学术“鸿门宴”考试。回国后,通过北大硕士论文答辩,毕业留校进入中古史中心工作,正式开启学术人生。
辛勤耕耘、广种博采,荣先生的学术领域日益拓宽,学术水平日益精进,学术成果日益丰富。
二、佳话与佳例
1983年2月,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收到了北大宿白教授寄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周一良语)的杨联陞,随即撰写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其中,论及张、荣合撰论文时说:“荣新江君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与广达先生师生合作,不但可为佳话,也希望可为佳例。”
三十七年过去,张、荣合撰论文不仅成为“佳话”,学术的薪火相传更已成为“佳例”。
《三升斋随笔》中收录了两篇作者为恩师著作撰写的书评,即《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张广达先生〈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读后》和《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张师广达先生〈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读后》。这是笔者所见对张先生这两本论著的最深入的解析之作,尤其是后者,饱含深情地介绍了张先生的人生史和一些文章的学术史,彰显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荣新江编辑的张广达先生著作三种

荣新江编辑的张广达先生著作三种

碎叶的考证,是学术史上的经典案例:张先生在“文革”结束开始学术新生后所写的《碎叶城今地考》,针对当时史学权威郭沫若、范文澜等提出的西域两碎叶说(一在中亚,一在焉耆),遍检史籍,说明焉耆之地无碎叶,然后依据汉籍和阿拉伯、波斯文穆斯林地理文献有关碎叶城的记录,确证托克玛克西南八至十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废城为碎叶城遗址(102-103页)。同时,碎叶虽被排除在焉耆之外,但张先生与回鹘文专家耿世民先生合撰《唆里迷考》,精密考证,把一个没有定位的西域地名——“唆里迷”考证在了焉耆。碎叶城遗址(荣新江摄)

碎叶城遗址(荣新江摄)

随后,荣先生接手从碎叶开始的学术“侦破”。受《唆里迷考》启发,他论证了“焉耆”变名为“唆里迷”的原因: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主力随庞特勤到达焉耆地区,断绝了汉代以来龙姓的焉耆王国,迫使原焉耆人东迁伊州、沙州、肃州、甘州等地,变成“龙家”,新到的回鹘人给焉耆以新的名称,于是有了“唆里迷”一名(《龙家考》)
由碎叶引发的学术接力,留下了一段学术佳话;而他们相继访学荷兰的一段佳话,则开启了更长时间的学术接力。
1981年,张广达先生前往荷兰,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张先生既取则于先贤向达、王重民等先生,尽量搜集资料,看稀见图书,翻拍英法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同时又尽可能多地接触海外同行,了解他们的治学路数,考察当代西方学术发展大势,作为研究历史不脱离理论和现状的参照系(张广达《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三年后,荣先生来到荷兰访学十个月,在张先生指导下,最后对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调查,后来扩大到苏联(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成为国内第一个遍览英、法、德、俄、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地的学者。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荣先生第一本中外关系史论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面世。这本赢得了国际学界广泛赞誉的著作,除学术贡献之外,荣先生的后记和张先生的序言还展示了一段学术薪火相传的故事。荣先生在后记中深情地回忆:“他(张先生)以不同的形式为我打开一扇扇学术的门扉,从北大教室的讲坛,到塔里木盆地的考察路上,从季羡林先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到巴黎国立图书馆前的小花园,话题从唐朝、敦煌、于阗,一直到遥远的西方。”张先生在序中则欣慰地写道:“新江借助于整理文书和古籍的深厚功力、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在追踪既往,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灵,再现中古中国与西亚伊朗之间湮没已久的文化联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而被杨联陞教授称为“佳话”的张、荣合撰于阗史论文,与两人合撰的其他九篇论文一道,以《于阗史丛考》一书在1993年出版(这对荣先生来说,也是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学术著作)。这部被学界誉为“站在国际学术潮流的前沿之作”,确立了唐宋时期于阗的王统世系,解决了和田与敦煌出土于阗文和汉文文书的年代问题。对此,饶宗颐先生在《〈于阗史丛考〉序》中指出,本书“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叶,填补了许多空白,一向于阗文材料被视为畏途,通过两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给弄活了”。
为了把于阗文“死文字给弄活”、让于阗的历史复活,两位先生克服种种困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前往和田,同时遍访流失海外文献资料,与哈密顿、熊本裕等名家往复论辩,研究课题渐次展开。张先生去国后,师生的合作研究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没有停止,并在2008年出版了《于阗史丛考》增订本。
三、学术源与流
荣先生耕耘的学术领域众多、学术之源广博。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和吐鲁番学,都直接涉及众多胡语文书和一些“死文字”、涉及多种文明的交融与汇聚。敦煌新疆等地的各种胡语文书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捆载而去,解读胡语文书的语言学大家也多出自欧洲,同时日本的学术研究积累深厚。因此,荣先生的学术之源,除了乾嘉考据学、西北舆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有欧洲的东方学(汉学)和日本的中国学。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之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的骨干教师汇入北京大学,三校合一之后的北大历史系极一时之盛。三十年后,北大中古史中心获批成立时,有邓广铭、周一良、宿白、田余庆、王永兴、张广达等学术骨干,邓广铭、宿白、田余庆为院系调整前的北大教授,周一良教授由清华合并而来,从外地调入的王永兴先生曾经担任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张广达先生则是就学于燕京和北大、并有家学渊源的中亚史专家。这些中古史领域的顶尖学者,给了荣先生一个极好的学术环境。
与此同时,邓广铭先生广延校外名家前来讲学,其中荣先生的“三升斋”之名便是听了王利器先生的课之后所取。教室之外,是更广阔的课堂。邓广铭、周一良等老先生不时给学生们讲述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学术前辈的故事,这些学术前辈正是民国时期西学和国学兼通的一代学人,薪火在学林掌故中传递。张广达先生更是带着他四处拜师学艺:参加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跟王尧先生上古藏语课和攻读敦煌藏文文书;成为中国伊朗学开拓者叶奕良麾下的伊朗学研究成员……
欧洲方面,从访学莱顿大学时起,荣先生持续与欧洲学界交流,不断拓展自己的眼界和知识。他曾述及在伦敦的听课经历:“1991年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旁听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讲粟特文、于阗文的课,当时教室里除了他就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学生,一个是我在旁听。”
邻国日本,荣先生正是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背景下步入学坛的。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的归义军研究和敦煌写本学研究,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等,都是中国敦煌学者的案头之书。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北京,荣先生与日本敦煌学界的领军人物都多有往来。在京都,与藤枝晃一道参观京都国立博物馆、藤井有邻馆等收藏的敦煌吐鲁番写本。在北京,池田温先生回忆1992-1993年在京生活时写道:“在北大的朋友中,来往最为密切的,年长的有周一良教授,年轻者有荣新江氏,常受到他们二人的格外关照。”(《怀念王永兴教授》)荣新江与藤枝晃在藤井有邻馆交谈,池田温拍照中

荣新江与藤枝晃在藤井有邻馆交谈,池田温拍照中

当今甚为发达的美国中国学与成果丰硕的俄罗斯(苏联)中亚史研究,同样给予荣先生丰富的学术养分。前者如与“伟大的粟特学家”、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的七次学术聚会,后者如1996-1998年由北大中古史中心与耶鲁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重聚高昌宝藏”研究。
从这些片段的征引中,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学术、欧美东方学(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积淀下的种种,给荣先生以滋养。正是这些广博的学术之源,形成了荣先生著作中的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以中国历史、中原王朝为基,在“通识”(具备世界性的眼光)中求新,使他能娴熟地应用其研究领域的各种新旧史料及不同语言的中外研究成果,同时作出甄别,找出新角度、提出新问题,写出一部部具有国际视野又立足本土的著作。
四、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
本书“中外关系史”板块收文七篇,除随笔《创作应体现丝绸之路的内涵》之外,其他六篇都是书评。
不同学术源流的中西文化影响,不仅体现在荣先生的论文中,也以西方学术书评和中国学术随笔的形式体现在《三升斋随笔》里。他在本书的序中说:“西方学术的‘书评’传统和中国学术的‘随笔’习惯,对我都有很深的影响。”
在荣先生看来,好的书评是一座通向广阔的学术世界的桥梁,也是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学术规范。
《中国学术的海外贡献》是读《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撰写的书评。这套丛刊共六十三种,专收民国时期翻译出版而1949年以后没有重印过的海外汉学名著。荣先生写道:中国在大清王朝统治下,学者仍然固守传统的经史之学而皓首穷经的时候,西方学术已经步入现代科学殿堂,早已开始分门别类地研究哲学、文学、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等学科,从理论到方法,都严谨科学地建立了本学科的学术体系。西方学者,随之而来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者,用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把中国的各种学问也都纳入到新的学科体系中去研究,产生了一批系统深入论述某一学科方面的汉学专著,与中国传统学术以古籍分经史子集写札记的著作大相径庭(84-85页)。收入丛刊的藤田丰八、白鸟库吉等人的著作,与沙畹、伯希和等人的著作一道,给中国学者以刺激和启迪,推动中国学者急起直追。
如果说,《丛刊》是将海外汉学名著“引进来”,那么,耶鲁大学韩森教授编选的《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则是中国学者的学术名篇“走出去”。《选集》精选了欧美、中国、日本学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论文二十九篇,多为了解和研究丝绸之路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选集》选入了荣先生的四篇英文论文。此外,《选集》收录韩森撰《有关公元500-1000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者粟特人的新著》,评述了两本论述丝路上的粟特商人的新著,其中一本是荣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荣先生的研究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程度。
受先贤影响,荣先生始终与国际学界保持对话。他走在世界各地的过程,也是与各国学术最前沿的学者打交道的过程。对国内外最新成果的跟踪和对国际学术动向的了如指掌,使他始终保持着宽广的国际视野。在荣先生这里,学问只有一种,没有国际、国内之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出版十多年后,荣先生又相继出版《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2014年8月)、《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2015年8月),将中古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是荣先生继续运用“二重证据法”,整合传世史籍、敦煌西域汉文文书和胡语文书、出土墓志、石窟壁画、考古报告等各种史料展开研究;一方面是虞弘、安伽、史君等众多粟特首领的墓葬在世纪之交相继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和图像新资料,国际间的学术对话热烈展开,使得荣先生等中国学者的粟特研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荣先生一部部兼有国际视野和中国底色的著作诞生,还在于他始终不曾忘记田余庆先生提示于他的做学问时“一只脚要跨出去,一只脚要立足中原”。不仅一手研究隋唐史,一手研究中外关系史、西域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而且在研究后者时,不脱离中原典籍、制度和文化,把中外学术打通,与世界学术共振。
五、西域与域外
“西域史”板块收文四篇。多元文化汇聚和物质交流频繁的西域,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认真架构一番,展开综合性研究。然而,研究西域的困难远在研究地中海区域之上,因为过往的材料“不足以构成‘史实束’或‘系列性资料’”,难以理出史事经纬。幸运的是,陆续出土的汉语和胡语文书及考古新发现,不断充实着被湮灭在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文明片段;持续推进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着生活在这里的古代族群的历史细节。
《西域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其价值》一文是荣先生有感而写。有时出土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废纸片,可能就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兰亭序》习字残片,人们并不知道它的价值,也就不把它当回事,但在荣先生看来却意义非凡:“《兰亭序》是唐太宗特别喜欢的书法,传说原本放在昭陵里。宫廷摹本流传出来以后,用作小学生习字的母本。我们今天看到,不仅在敦煌,甚至在于阗都有小孩临摹《兰亭序》。中原文化传播到这么遥远的西域边陲,意义非常重大。”(126-130页)
从一件新发现的破碎文书中获取到的历史信息,给唐代西域恢复了书声琅琅的生活图景。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是:新疆地区近年来考古不时有新的发现;更多汉文文书和胡语文书在解读和研究获得进展的同时,不断有新的文书被发现和出土;伊斯兰时代的丝路研究和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的中亚考察活动,仍然有大量的历史信息隐藏其中有待揭秘。
《加强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研究》一文指出:西域丝路研究在五个方面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121-125页)。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荣先生提出除了加强新疆境内佛寺、石窟本身的研究之外,还应把目光聚焦于境外:“考古、美术史工作者应当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伸展自己的学术领域,把对于境外中亚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列上日程,把对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的佛教遗址,甚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遗址的考古调查作为努力的方向。根据我们近年来对中亚一些遗址,如阿克贝希姆(碎叶)、片吉肯特等遗址的考察,当地学者很希望与中国学者合作发掘,这项工作的进展,是我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拓展,对于新疆古代佛教、景教遗址的进一步研究,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122-123页)
就丝路研究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很少涉足中亚和西亚等域外丝路之地,外国学者也很少到中国敦煌新疆等地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和欧美学者纷纷来到敦煌新疆等中国境内丝路沿线;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开放,西方的考察队纷纷前往,同时像马尔沙克那样的中亚考古学家被邀请至欧美讲学、发表文章,欧美和日本的一些刊物大量刊载苏联中亚考古动态与研究成果,但中国学者依然很少涉足境外丝路沿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是研究丝绸之路,中国学者多集中于中国境内,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视野则更加广阔。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才越来越多地行走在了境外丝路上。荣先生作为其中一员,越过帕米尔高原,走到了古代的撒马尔罕、波斯和马可波罗的故乡,与国外学者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合作。荣新江等考察马可波罗的阿萨辛古堡

荣新江等考察马可波罗的阿萨辛古堡

六、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敦煌学”板块收文七篇,主要涉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及未来。
荣先生在《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一文中写道: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出版过九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之类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161页)
从日本出版《讲座敦煌》丛书,到中国出版《敦煌讲座》书系,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敦煌学发展变化的写照,也是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研究现状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为《敦煌讲座》书系撰写总序的荣先生,也逐渐成为“国际敦煌学的领军者”(池田温语)
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我们也看到了荣先生那代学人在敦煌学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谈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荣先生说:“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号召下,在传说日本学者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刺激下,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更是把奋起直追,以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为己任,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日以继夜,焚膏继晷,刻苦钻研,努力追赶。”(177-178页)
相传为藤枝晃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在当时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巨大,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某些领域的交往,阻碍了中国学者吸取他人的长处。1988年,在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敦煌学术会议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间的隔阂。因此,荣先生强调,应当肯定爱国主义对中国敦煌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应当警惕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
荣先生说:“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1998年7月,日本敦煌学领军人物藤枝晃去世。荣先生在《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中写道:“在藤枝晃先生研究的领域,中国敦煌学者在敦煌历史研究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但在‘写本学’方面还没有机会和条件,从总体上赶上藤枝晃先生已经取得的成绩。敦煌写本散在世界,敦煌学在世界,藤枝晃先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敦煌学家。”
2007年,藤枝晃之后的日本敦煌学领军人物池田温著《敦煌文书的世界》在北京出版。荣先生所撰序言同样表现了他的世界主义精神:“对于中国的敦煌学界而言,现阶段的敦煌学,我们最需要的是国际视野。池田温先生就是富有国际视野的世界级的敦煌学家,相信本书中文本的出版,将对于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对于中国敦煌学与国际学界的对话,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七、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
“吐鲁番学”版块收文四篇。荣先生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吐鲁番学正沿着敦煌学的成功道路快速前行。吐鲁番学已悄然从敦煌学的后台走到前台,正在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然而,吐鲁番学毕竟比敦煌学起步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208页)
在敦煌学研究中树立了标杆的荣先生,在时下吐鲁番学研究中同样起着领军者的作用。荣先生指出,与传统学术主要依赖传世文献不同,吐鲁番学和敦煌学一样,其研究对象相当大的部分是出土文献,因此文献的公布是研究的基础。“在最近三十年内,敦煌文献得到比较彻底的整理与刊布,吐鲁番文献还没有全部整理影印出版。”(299页)
荣先生不仅全力追踪调查海内外吐鲁番文献,而且与李肖、孟宪实先生一道主持了对1997-2006年间吐鲁番新获出土文献的整理,2008年出版了“印制和编纂方面达到目前国内外最好水平”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此后,荣先生所在的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旅顺博物馆、人大历史学院就旅博藏新疆出土文献展开合作整理与研究,2020年末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十五巨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首先是发现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文物,藉此发现吐鲁番乃至更广阔的古代世界。荣先生在谈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学研究时曾有过方法论上的阐述:敦煌吐鲁番文书都是被当作“文献”来整理的,整理成现在的“书籍”的样子,这往往把人们误导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是一个“文献学”的研究。因此,他多年来一直呼吁要“从文献到历史”,把敦煌吐鲁番文献活用起来,做历史学的动态研究。
打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细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过程,可谓“从文献到历史”的一个经典案例。整理小组不仅完成了一份优秀的文献整理答卷,而且透过残缺不全的文字,种种直接、间接的记载和线索,将一张张残破纸片拼接成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追寻到了众多已经消失在历史风尘之中的细节。譬如,荣先生利用新出土的一件“送使文书”,复原了一段五世纪下半叶以高昌(吐鲁番)为中心的丝路各国交往的历史画面。根据“送使文书”提到高昌国送使时出人、出马的一连串城镇名,复原了一幅五世纪下半叶阚氏高昌王国的政区地图。
八、固本与求新
本书最后一个版块——“中古史”板块收文四篇,集中于唐代。荣先生曾经强调,一门学问要发展,一方面要保持住已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不断更新,开拓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他在《〈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中,也曾谈到主编《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新”。因此,荣先生的唐研究自然也是以“新”示人。
一方出土墓志,摆在不同的学者眼前,看到的会是不同的历史场景。荣先生凭借宽广的国际视野,在扎牢传统文献的篱笆后,关注最新的学术动态和考古发现,梳理新出文书、图像及其他考古资料,融汇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从大量散碎材料中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进而追根溯源、严密论证,将一个个史书不见记载的历史细节展现出来,有时读着像侦探小说,引人入胜。譬如,他利用1980年在西安发现的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的墓志,首次复原了一个波斯家族入仕唐朝的完整画面。
在《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一文中,荣先生用实例讲述了如何从一个碑志、一件文书,揭示出一段久已湮没的史事,或复原出史书失载的制度。对于如何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碑志等新出史料,荣先生的答案是:研究者需要有问题意识,因为只有知道传统史料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在,才能在新出史料中寻找可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材料。新史料的价值是传统史料所烘托出来的,只有熟悉了传统史料的优点和不足,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涵,才能发现新史料的价值(289、297页)。熟悉了基础史料之后,新出史料才可能运用自如,因而是在“固本”基础上的“求新”。
在对待传统史料和新出史料上,荣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传统的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与此同时,“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正如他在《粟特人在中国》一书前言中所说:“不论是传统的文献材料,还是陆续发现的文书资料,最新的考古文物都有各自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必须清楚我们自己的局限,注意自己的方法,尽量多地把各种各样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研究。”
九、名家与期待
中古史版块中,有对《岑仲勉著作集》的书评。岑仲勉先生从中年步入史学领域后,整理考订隋唐史料,著作源源不断,1948年从史语所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也因1952年院校调整由岭南大学转入中大历史系,两位大师同在一系。对此,荣先生评论道:“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先生是无可置疑的‘中古史两位大师’(刘节语),对隋唐史贡献尤多。两位大师的性格不同,治学方法和取向也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为后人理解隋唐史提出了许多今人尚无法逾越的解释框架,岑仲勉先生则为后人研究隋唐史,整理了几乎所有相关的隋唐史资料,同时也开启了隋唐文献研究的许多领域。”(264页)
三联书店出版的十四册《陈寅恪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五册《岑仲勉著作集》,都是荣先生的案头之书。对于岑仲勉先生,荣先生说自己从他整理考订隋唐史的各种史料中受到恩惠、从他的著作中汲取营养。
就唐史研究而言,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聚之都;敦煌位于帝国西陲,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中心。长安与敦煌、长安学与敦煌学,二十六年前荣先生在一面研究敦煌学、一面开始主编《唐研究》学术年刊时便萦绕于心。2003年,荣先生主编的《唐研究》第 九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出版。从学术史上来说,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学”时代。2009年,《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一书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荣先生在序中写道:把这些在自己长长的已刊论著目录中非常不起眼的“长安学”论文集合起来,便于向隋唐史、“长安学”的学者请教,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醒和鞭策自己,现在,自己已经在为“长安学”大厦的建造垒上了一块砖,作为一个起点的标志,应当在这一领域继续添砖加瓦。
事实上,荣先生很早就打算写一本《从王府到寺观》的著作,运用一些理论,把长安作为一个大的场域,进行新史学研究。
《三升斋随笔》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期待〈史记〉三家注那样的传世之作》,荣先生写道:“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贡献,我们应当有《史记》三家注、《通鉴》胡注、《十三经注疏》《四库提要辨证》那样的精品和权威的古籍整理著作。”
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贡献。就唐史研究而言,也应当有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那样的精品和权威的唐史著作。就像西域史研究,应当有类似《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那样的著作一样。
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有“三变”,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再到“心史”,这是陈先生在环境发生巨变之际的被动转移。“教外何妨有别传”的唐长孺先生的学术,也曾经发生变化,从前期的辽金元史转移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倾注精力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这是主动的转移学术阵地,最后成为魏晋隋唐史“祭酒”(周一良、田余庆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荣先生的学术没有发生这种主动或被动大跨度的转移问题,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好的国内外学术环境中,不间断地随着学术需要而构筑起一个个的学术阵地。他在姚崇新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一书的序中写道:“学术是个巨大的网络,许多看似无关的学问,其实中间都有网线相连。一个人的学问也是从点做起,然后从一个点向其他点延伸,如果你的功力达到了另一个点,你就能把两个不同点的学问贯通。这样一个点、一条线地不断贯通,不断扩大,就逐渐地构建起一个人的学问网络。”
自称“治学颇杂”的荣先生,其实是顺着学术的江河大海航行,谨守“家法”,脉络清晰。正如他在《三升斋随笔》序言中所说:“自上世纪 80年代初以来,笔耕不辍,虽然采用广种薄收之法,治学颇杂,但作为‘文革’后入学而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谨守‘家法’,不敢随兴趣而动。”
从敦煌学起步,荣先生以敦煌和于阗为两翼构筑学术阵地,继而进军吐鲁番、库车(龟兹),纵横于历史学家汤因比最希望选择为出生之地的西域,跋涉在漫长的古代丝绸之路上。与此同时,这位隋唐史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又重点驻扎隋唐帝国之首都长安,继续沿着陆上和海上丝路前往世界各地。森林里的巨树才是更高的大树,高原上的高峰才是更高的山峰。从敦煌和长安出发,荣先生已经置身于宽广的学术海洋,他所发现的,也必将是更加广阔的学术世界。

学术是个巨大的网络,许多看似无关的学问,其实中间都有网线相连。一个人的学问也是从点做起,然后从一个点向其他点延伸,如果你的功力达到了另一个点,你就能把两个不同点的学问贯通。这样一个点、一条线地不断贯通,不断扩大,就逐渐地构建起一个人的学问网络。有的人会在一个网格中编织极其细密的子网络,有的人善于纵向地连接历史的脉络,有的人则更喜欢横向地架构东西文明间的链条,无论哪一种,都是从一个个体出发,去构建一个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局域网,他对于这部分的学术贡献,也就被凝聚在整个的学术网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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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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